我后来结识的著名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当年于国军十四师任少尉排长，驻滇西，月薪仅法币四十二元，但于驻地街头一碗面都要法币三元！黄先生对我诉苦道：“这种程度的军饷和这种程度的物价，我们怎么过活？一个月就吃十几碗面条？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当时也就您的部队足饷，士兵不会挨饿，所以很多人削尖了脑袋想往一百兵团里面钻，很不幸，我也是其中一员，但是那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情了，活不下去啊！”

我无言以对，那是真实的情况，我靠着美国人和英国的钱还有自己的积蓄保持了一百兵团的兵饷问题，但是只能保证一百兵团这些军队的，再多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做到，更何况我还需要养家糊口，兰儿和天佑还需要我的工资去养活，我不可能让我的家人挨饿，岳父大人岳母大人都不会允许，校长也不会允许。

而在军事上面，据我所知，也是一塌糊涂，第一战区连年饱受兵灾天灾肆虐，民国二十七年黄河花园口决堤以阻碍倭寇造成近百万人伤亡，民国三十一年和民国三十二年大饥荒又饿死数百万人民，虽然整个第一战区正规军总数帐面上有四十六个师、四个独立步兵旅，不包含游击队便已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实际上其中有十六个师是以新、预、暂作为编号，实质战力完全不能依靠，加上第一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辖下部队吃空缺问题是国防军中出名的糟糕，战区战力并没有想像充裕。

汤恩伯这个家伙，该怎么说呢？于国有功，有大功，亦有大过，所以才会导致后来连警卫队都被百姓缴了械，自己化妆才得以逃走，他这样的人，做一个师长也就顶天了，放在了战区副司令的位置上，简直就是草菅人命！至于蒋鼎文，那位司令，呵呵，没什么可说的，曾经的英雄，现在的狗熊而已……

校长在用人方面，也许是迫于形势，就像当初塞克特伯伯对与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也是很不满意，但是因为实际情况的需要以及他们对于校长的忠诚，这些军官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所以得以保留，这也是民国的悲哀，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到处充斥着尔虞我诈，忠诚和信义，就最为重要了，这个情况下，显然，忠诚是放在第一位的。

汤恩伯忠诚，蒋鼎文不算忠诚，但是名望大地位高，这就是校长用他们的理由，但是这样的人最适合去做虚位领袖，做做样子，汤恩伯还有一点点军事上面的才能，做个师长也就够了，哪里能做到那样高的职位上？第一战区之败，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上行下效，司令长官如此，能指望士兵如何？河南连遭天灾，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又要养活四十多万大军，军队都忙着救灾自救，吃饱肚子为上，谁管得着战斗？国家是国家，他们也爱国，但是吃不饱肚子，连命都没了！舍生取义，那从来都是少数人，极少数人，名留青史的人，而绝不会是全部的小兵小卒！

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打仗吗？这是政府的错误，是国家的失误，也是国家的悲哀，他们是国家的兵，为了国家战斗，国家却不能让他们吃饱，而要让他们自谋生路，这一点，谁能责怪他们？我？校长？还是将军们？我们都不能这样……

至于第五战区李宗仁将军所部，因为武汉大反攻以至于区域西其宜昌东至徐州，成一长条，兵力明显不够，李宗仁将军便采取了段段设防，层层阻击的策略驻军，这样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因为李宗仁将军的威望，让校长觉得不安，桂系和中央的矛盾始终不能有效地调和，所以李宗仁将军处心积虑防备校长的时候，校长也在防备他，这样子的防备，自然就会使得第五战区不稳。

为了是李宗仁将军的威胁减轻，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手中的军队数量，这也是我最不满意校长的地方，成功的上位者必须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管心里怎么想，面子上都要做到，但是校长不是，校长是用人也疑疑人也用，所以自然导致上下相互猜忌，遭罪的还是国家，李宗仁将军从两年前的手握数十万雄兵直到手中可用兵力不到二十万，区区二十万兵力防备那样一条长长的防区，怎么可以？我觉得不妥，所以发了一份电报给校长，但是效果显然不是很好。

至于第九战区，也是我最担心的一个战区，因为我的关系，第九战区的战区司令依然是薛岳将军，并且战区司令部设置在了武汉，这座曾经的陪都里面，我也曾经想过要不要劝校长还都武汉，但是校长显然没有那个意思，而是把第九战区司令部设置在了武汉，管理大半个长江中游，从南京一线一直到武汉一线，都属于第九战区，至于原来的长沙部分则为第十战区，划归陈诚将军管理。

而本次的远征军出战陈诚将军为总司令，所以第十战区总司令暂时由薛岳将军代理，一个人管理这么大一片区域，这也算是非黄埔系和校长嫡系之外的杂牌的最高位置了，除了薛岳将军，可没有人能达的到这个地位，但是第九战区虽然有雄兵五十万之众，却是屡受重创的地点，而且绝对主力整编军都在云南整训，一时半会儿根本回不来，所以第九战区也面临着兵力短缺的现象，这个时候开战，对于中国而言，是一场灾难。

中国抗战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刻，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