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时，她随手在他书架上抽了本书，坐上车打开看，竖排繁体，一个字也读不进。两年前才买的新书，看样子他也没读过。望了眼后视镜，又看向空着的副驾座出神。自记事起她坐他的车，始终在后排。像是理所当然，可他从没说过她该坐在哪里，一次在他身后坐下，那便成了她该在的位置。

至少她在的场合，很少有人坐在副驾，也从未出现那个“女主人”。他常是将自己的包和衣服放在空位上。很多次她想坐在副驾，却怕她打开门时，被他提醒回到后排。纵使他不介意，只是询问一句为何突发其想地换了位置，她就不知该如何自然地作答。

第二个十字路口遇上红灯，他向后视镜看了她一眼，说道：“厂里有个人，去澳门一趟赌得倾家荡产，还欠了几十万，债主追上门，弃家跑了。”

“那他们找你，是因为这人的缘故，公司受了牵连？”

“没有的事。工作交接出了问题。”

“所以你前段时间都在忙吗？”

此时信号灯正转绿，他隔了很久才答：“本来就忙。”

“那你为什么特意说一句？我还以为这人跑了的事很要紧。”被他两次驳回，她忽觉自己的提问很幼稚，又忍不住为自己圆场，继续问。

“想到了随口一说。”

她百无聊赖地看向窗外，“好像这样的事挺多。我初中同学，初叁那年，出了这样的事才开始认真读书。本来是班级倒数，中考却考得很好，毕业典礼上校长点名表扬他。可他日后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了。”

“‘相依为命’啊。”他不明所以地重复一遍，车停下了。等她也下车，锁上门，他急匆匆走进大楼，没有一句话。

她一直坐在最近的奶茶店等，总是在看时间。每次告诉自己“这次一定又过了十五分钟”，可一抬头看，分针只走过一小格，五分钟。拨着书页她开始想，为什么他总是喜欢买一些神神叨叨的书，看的却永远是那几本旧的。若说是附庸风雅，他又的确有自己的偏好，那些一提名字便能吓住人的书，他反而常是“不感兴趣”。

他唯一一本送她的书是《快乐王子》，她总记得当时，他很嫌弃地把书塞给她，即便面上客客气气的，似乎还笑着。她认认真真地读完了所有故事，更笃定他是把自己不想看的书塞给她，根本一点都不快乐。如今她的想法已变了，他似乎很喜欢这样的忧郁腔调。但往往不屑于文学，视为末流余技，说不如读史。可他又对历史抱有后现代的态度，视之为构建，而非发现或揭露。

大约他品性“毫无特操”的缘故也在此。鲁迅《马上支日记》有一篇，痛斥中国的虚无党除却没有信从以外，更是变色龙般善于掩盖和变化。俄国的虚无党到底是言行一致，中国的虚无党却是人前人后两套说辞，逢场作戏，个人行止又是另一回事。当时她看到此处，不合时宜地笑个不停，想拍掌称大快人心，骂得好。骂的简直就是他。她将整段话摘抄在笔记本上，一直没机会给他看。也许他早看过，经眼便一笑置之了，又会以为被文人隔空骂几句，根本不痛不痒，无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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